要确立科学与民主,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——顾准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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梵一鹿  2013-10-15 10:35
一、历史的重担 科学与民主,是舶来品。中国的传统思想,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。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,也可以断定,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。不仅如此,直到现在,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。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,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。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,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,这种“读史”,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。所以,批判中国传统思想,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。 二、希腊思想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 当代西方人(例如肯尼迪、罗素、费正清)都承认,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。分析它的成分,有希腊思想、罗马法和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。要历数它的演化变迁,那是头绪纷繁的。不过这三者之中,希腊思想是基本的。 希腊思想,有“格物”的方面。开始,是类似中国的五行阴阳那一套,然而它不限于本体论的玄妙的设想,它还对我们周围的事物作实事求是的分类,研究世界事物形成的原因,试图为它们规定一些根本的范畴。迄今为止,植物分类学、动物分类学,还原套原样地是亚里士多德那一套,从这里发展出来逻辑学。 希腊思想,有数理神秘主义。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律,举行了百年大祭。他也跟中国的道士们那样,崇奉“河图洛书”的数理,以为那是蕴含了宇宙的秘密的。然而他们并不满足少数几个数学定理和命题,却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推理体系。欧几里德的几何,直到近代初期,还是古典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。斯大林还说过几何学,因为他在中学受过古典教育。 希腊思想,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,它确实是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的形而上学。然而它“格物”,它有一种穷根究竟的笨拙戆态,它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“变革”过程中精炼出来的。它不是王家文化,它不是道德诫命。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,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。它的这种特征,后来确实被基督教吸收来成为它的教义的一部分;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既窒息科学也抚育科学的宗教。 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,然而不是王家思想。产生这种思想的希腊城邦,是实行原始民主的城邦,虽然这种民主权利只限于贵族或加上上层平民,至少奴隶是无份的。 希腊思想的神秘主义部分,被哲学史上唯理主义所继承。唯理主义者往往是大科学家,例如发明解析几何的笛卡儿。牛顿发现力学三定律,动机还是为了要证明上帝哩(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)。 F·培根本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(他卖友求荣,自己因受贿被黜)。然而他痛斥希腊思想的静观出神主义是不关心人类的幸福,痛斥亚里士多德的不道德。他提倡对一切变革事物的实践作系统的研究,把那种知识条理化——一句话,他提倡实验,他提倡归纳法,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。英国的皇家学会,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搞起来的。近代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培根。说来奇怪,中国人痛斥的杜威,实实在在是培根的“实践论”的继承者。他的书,诚然不同于培根,不过差别只在于论证和资料现代化了,就其基本思想而论,和培根几乎毫无二致。可惜,因为胡适把他糟塌了(说什么真理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姑娘,你爱把它打扮成怎样就怎样等等)。所以,我写这份东西的时候,还不敢称实际上是实践论者的工具主义为实用主义。 工具主义就是多元主义。它和希腊的静观出神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是,它更是民主的。然而仅就这一点而论,它也是从希腊思想的根子是萌发出来的。 三、中国文化的渊源,并非和工商业无关,然而它是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的渊源,并非和工商业无关。据现在的史料,我们的文化史上溯到商代。“商”就是因为王亥服牛乘马经商。地下发掘,证明商的都城是手工业中心。真的,超脱蒙昧时代的文化,不得不和生产工具、交通工具(“殷之辂”)、武器的生产有关;而现在的一切文物展览中的珍品,又莫非手工业的产品。牧羊种地的人,可以处在蒙昧状态之下,而商人眼界开阔,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,也就是巫觋、宗教、文字的老家。 可是中国是个大陆,不像希腊城邦那样,是商业、航海、殖民的人们的居住中心。大陆上的“百工”和文化势必成为一个王朝权力的依据。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艺,它就可以传播声教,可以对外征服。可是这样一来,工艺、文化就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,“思想”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,“格物”就永远登不上台盘了。甚至这在西方也并非没有先例。当希腊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,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。当东罗马帝国被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(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)所浸透以后,拜占庭帝国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没落帝国了。 商代的王家文化,一直以其基本形态延续下来,这也就是范文澜所盛赞的“史官文化”。史官文化诚然是发达成型于周代,周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也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。下面是我的无根据的猜测之辞,虽与主题关系间接一些,对于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许可以别进一解。 我猜测,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艺上,多少采取一些“保密”、“独占”的态度。虽然周在西方的壮大,显然是继承了、或者窃取了商王朝所独占的文化和工艺。周在文化和工艺上采取广为传播的政策,而不着重于保密和独占。文王时代,“四伐”而仁义播于天下,三分天下有其二,我不信仁义有这样大的力量。然而文王时代势力甚至于达到江汉,征伐又只有四次,“秘密”所在,我认为就是传播文化和工艺于落后的部落。所以武王伐纣,从征的小民族有八个。灭纣以后,又广事分封(史籍上未见夏、商有分封的传说);王朝本身,只保留一个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。这是从文化的王朝独占,到等级制的文化传播。当然传播文化,也是带了刀剑去的。 春秋时代,王朝也好,诸侯国也好,“百工”食官。郭沫若释为奴隶制,其实是生搬硬套。百工是王朝和诸侯国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(例如:战车、武器就是百工生产的),怎么能够由奴隶来干?工尹在楚是略次于令尹(宰相)的大官,难道只是奴隶头儿?秘密所在,就是王权要依靠百工,犹如文化必须是史官文化一样。 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。但是,龚自珍虽然没有创造史官文化的名称,却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: 有天下,更正朔,与天下相见,谓之王。佐王者,谓之宰。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,载之文字,谓之法,即谓之书,谓之礼,其事谓之史。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,谓之太史,谓之卿大夫。天下听从其言语,称为本朝、奉租税焉者,谓之民。民之识立法之意者,谓之士。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,谓之师儒。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,谓之后王。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,谓之后民。王、若宰、若大夫、若民相与以有成者,谓之治,谓之道。若士、若师儒,法则先王、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,谓之学。(《乙丙之际著议第六》) 你看,描写得多好?于此可见,李斯的“以法为教,以吏为师”,是史官文化的内在的逻辑结论,儒者埋怨它是没有理由的。 于是,“君天也,天不可逃也”就算是注定了。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,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。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,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,不是因为失恋,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,晚年入空门,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。在西方,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,思想家出在“和尚”中的不少,不过那种“和尚”是研究科学、写哲学著作的“和尚”。入了空门,精研几何、逻辑、天文,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。中国,除了伦常礼教,没有学问,专心知识、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,要逃避王权,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。所以,明末传教士带来《圣经》、《名理探》(亚里士多德的《范畴篇》)、《几何原本》和历法的时候,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。可惜传统的重压太深,徐光启不为人们理解,而顾炎武等人还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,悲夫! 四、中国思想是贫乏的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。中国没有逻辑学,没有哲学。有《周髀算经》,然而登不上台盘。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,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。中国没有唯理主义。范文澜痛诋宗教,他不知道,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,这是宗教精神。固然窒息科学,也培育了科学。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,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,这成不了“主义”,只成了传统的因袭。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,然而中国人太聪明,懒得穷根究底,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——何况,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,黑格尔可以为证。 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,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。然而,政治权威的平民化,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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